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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弗兰肯斯坦中自然观与地理空间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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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科幻小说的鼻祖。如今，这则天才科学家被其创造物报复的寓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在后现代批评理论中，不管是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人类批评，还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屡屡被当作人类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批判的靶子。现有研究呈现出将弗兰肯斯坦这一人物及其自然观扁平化的倾向，忽视了小说文本中弗兰肯斯坦自然观念的复杂性和前后的变化。在小说中，“自然(nature)”一词出现了55次，包含多重含义。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指出，这部小说解构了早期生态批评所歌颂的纯净自然，其中的“生态联想，与正统的自然观信仰相比，如此离奇，以至于没有人直接面对这部小说”[1]145。莫顿认为，小说中的自然一词前后矛盾、无法自洽。本文认同莫顿对小说中自然观复杂性的判断，并将其归结于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自然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小说中的地理空间相嵌套。因此，本文运用人文地理学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结合19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当下的景观理论与环境美学，探究不同地理空间带来的不同体验对弗兰肯斯坦自然观的影响。

一、不同自然观与地理空间的嵌套分布

现代英语当中的“na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natura”。“natura”是希腊词“physis”的拉丁语译名。“在早期古希腊思想家那里，physis首先意味着万物发生和成长的过程，由此引申出万物的起始和事物的始基的意思。”[2]在此意义上，自然是有生命的、有机的，是理性与物质性的统一。此后，犹太-基督教信仰改变了这种西方原始的自然观，西方人开始普遍相信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人与非人的物质世界是分开创造的，存在等级的差别。自此，自然本身不再具有内在的完善性，“渐渐失去了其目的论的性质……去目的论的‘自然’概念几乎就是纯粹的物质或实在”[2]。基督教信仰导致人与作为纯粹物质世界的自然的分离。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总结出现代意义上自然的三种内涵，分别是：“(ⅰ)某个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性；(ⅱ)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内在力量；(ⅲ)物质世界本身，可包括或不包括人类。”[3]326《弗兰肯斯坦》中用到的“nature”可以涵盖威廉斯归纳出的“自然”的所有含义，自然既用来指人的天性(human nature)，也用来指自然法则(the law of nature)，或者以大写N来标识，用来指超自然的神旨(Nature)，同时，也用来指有人或非人的物质世界。玛丽·雪莱笔下自然的复杂性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西方自然观的转型密切相关。

直到18世纪，掌控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机械自然观依然流行。文艺复兴后期的科学革命增强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信心，这一时期“科学已经将自然等同于一个僵死的、空间上无限且到处充满了运动的物质世界，它没有质的差别，并被普遍而纯粹数量的力所驱动”[4]。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家普遍认为“研究自然界的全部目的便是‘认识自然，就可以掌控自然、管理自然、为人类生活福祉而利用自然’”[5]16。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工业革命促使社会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人与自然进一步隔绝，也使得自然逐渐具有了“人的初始状态”和“自然景观”的含义，“对自然的体验替代了关于自然的知识，情感替代了思想，身体替代了头脑”，“‘自然’被视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城市的东西”[6]34-35。18世纪后半期，自然逐渐被赋予审美的价值，以及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善的力量。

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被设定为18世纪的科学天才，他的自然观最初带有一定的复杂性。在18世纪，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仍旧可以是一个群体，“自然哲学仍旧是哲学的一部分，仍然在奋力解决诸如关于灵魂的存在、物质的能动性与被动性、意志自由以及上帝的存在之类的哲学问题”[7]13。弗兰肯斯坦并不满足于将自然看作精密仪器。一方面，他认识到了自然的神秘性，因此对神秘学家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和炼金术士帕拉塞尔瑟斯等人的研究充满兴趣；另一方面，他仍旧将自然作为认知和征服的对象，这种主客体关系，以及为人类服务的论调仍旧是培根自然观念的延续。弗兰肯斯坦的命运与他的这一自然观念休戚相关。这种观念在小说中不断经受挑战，不断改变，而改变的原因与人物的空间体验紧密相关。

小说中，弗兰肯斯坦自然观的转变与文中基于地理空间转移的叙事结构紧密相关。《弗兰肯斯坦》采用了三层嵌套的叙事结构，沃尔顿的叙事嵌套着弗兰肯斯坦的叙事，弗兰肯斯坦的叙事中又包含有怪物的叙事。小说中的场景不断变换，且每一个叙事单元都设置在相应的地理空间之中。小说的主要叙事单元以弗兰肯斯坦的视角展开，他的叙事跨越了从日内瓦到北极的广袤的欧洲大陆。这些地理空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日内瓦的乡村庄园所代表的中间景观，这里有弗兰肯斯坦的童年生活；第二种是德国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代表的城市景观，这里是他悲剧的发生地；第三种是以阿尔卑斯山为代表的荒野景观，这一部分将弗兰肯斯坦的叙事与怪物的叙事嵌套起来，最终导致了弗兰肯斯坦自然观的改变。由此可以看到，在弗兰肯斯坦成长过程中个人地理空间的转换客观上带来了其自然观的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又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

文章来源：《科学与社会》网址: http://www.kxysh.cn/qikandaodu/2021/0701/918.html